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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医疗队在疫情发生一个多月的时间点来武汉，时机很好，我们希望在疫情还没有结束的应激期，帮助他把焦虑缓解下来，以免造成长期影响。 记者 黄 祺 武汉新冠肺炎疫情一个多月后，以精神科专科医生为主要成员的心理医疗队，由国家卫健委统一组织，从全国各地赶赴武汉。上海援鄂心理医疗队是首批到达武汉的心理医疗队之一，50名队员来自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和上海各区精神卫生中心。2月21日，上海援鄂心理医疗队抵达武汉，目前已经在6家医院和4医院展开工作。这是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组织心理医疗队到疫情重点地区开展心理干预工作，上海、湖南、四川等省市成规模派出8支心理医疗队，共人在武汉各家医疗机构与临床医生一起为患者提供服务，同时也为医护人员提供心理健康保障。昨天（3月1日），上海援鄂心理医疗队领队、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副院长接受了《新民周刊》专访。王振介绍，上海援鄂医疗队到达武汉后立即熟悉情况，与当地医疗机构协调沟通，已经于2月26日进入病房开展工作。医院病房内与病人交谈王振认为，医院的医院的轻症患者都有部分人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在疫情进展到一个多月的时间点有序、科学地开展心理干预，是一个非常及时和恰当的措施。经过几天的摸排，王振发现，患病老人以及患病儿童和疫情中失去亲人的儿童，是这次疫情中让他非常担心的群体，未来需要对这些群体进行重点的干预和长期的跟踪。 早期“救命”，现在“救心”《新民周刊》：您医院，主要收治重症患者，您目前看到患者中精神状况如何？王振：医院工作的心理医疗队队员主要以联络会诊的形式为病人服务，也就是说，临床医生发现某些患者可能出现心理问题，就会让我们去做专科的检查和诊断。昨天我们会诊三位病人，其中一位老年患者已经出现抑郁症状，而且初步判断达到了中度抑郁。这位老人老伴过世多年，之前一个人生活，自己照料自己没有太大问题。医院后，是我们上海援鄂医疗队负责治疗的。经过治疗他恢复得挺快，但心理状态一直不太好。没有治愈时，他常常吵着要出院，其实这是一种焦虑恐惧的表现。现在他治愈可以出院了，他又坚决不肯出院。临床医生说，通知他出院，他坚决拒绝，不跟医生说话，非常烦躁，甚至有轻生厌世的想法。我们进病房到床边和他交流，他起初也不肯讲话，后来他终于说出来，他最担心的是孩子不欢迎他回家。老人内心是非常渴望回家的，但孩子可能跟他说，怕他回去生活不方便，大家都在隔离，家里没有能力照顾他。因为这种担心，他就不想出院。医院里医护人员对他照顾得很好，这一对比，心里就会很难过，感觉自己有家不能回，慢慢地产生一些消极的想法。知道他的想法，我们先做了一些认知上的疏导，告诉他出院后隔离期间社区都有相应的生活安排。然后引导他理解子女的本意不是嫌弃他，教会他如何与子女沟通。同时引导他疏泄自己的悲伤情绪。经过近半小时的心理疏导，老人的情绪有所平复，但由于其抑郁症状仍然较明显，我们也给他开了药物。医院没有所需要的抗抑郁药，就在你给我电话之前，我刚刚协调好了，通过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医院。《新民周刊》：另外两位患者症状要轻一些是吗？王振：是的。有一位中年患者，肺炎也已经治愈了，之前他可以在病房里走动，各方面都很好了。有一天医生通知他可以出院了，结果第二天他马上就起不了床。临床医生知道他是心理症状引起的躯体反应，但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位患者说，他担心：万一再生病没有医生救我怎么办？万一我没有真正好怎么办？医院里他觉得很安全，回家不安全。我们进去之后给他做了一些心理疏导，教他做些放松练习，沟通之后他基本上就好了。 上海精神卫生中心三位精神科医生在武汉医院 《新民周刊》：我们想象中，病好了要出院了，应该很高兴。没想到快出院的病人容易出现心理问题。王振：病情重的时候，来不及顾及心理上的感受，那时候救命要紧，等到患者身体上的疾病缓解了，心理症状就表现出来了。我们心理医疗队在疫情发生一个多月的时间点来武汉，时机很好，我们希望在疫情还没有结束的应激期，帮助他把焦虑缓解下来，以免造成长期影响。因为早期主要任务是救治病人，心理医生在“救命”部分没有太大的用武之地，甚至会添乱。而到了疫情中后期，国家卫健委及时派出心理医疗队这个决策是很重要的。孩子和老人，疫情中的弱者《新民周刊》：患者中还有哪些心理问题是比较特殊的？王振：我们上海心理医疗队医院，收治了一些养老院转过来的患者，其中一部分患者患有阿尔茨海默症（老年痴呆），或者是阿尔茨海默症早期。这些患者中有部分无法不配合治疗，会成倍增加医护人员的工作量，可能医护人员照顾这一个病人，其他七八个病人就应付不过来。我们接到会诊要求后，通过药物治疗和部分的支持性情绪疏导，帮助患者更好地配合治疗。比如对那些睡眠颠倒的阿尔茨海默症患者夜间出现的行为紊乱，我们可以给一些具有镇静作用的抗精神病药物，既改善了行为，又改善了睡眠。《新民周刊》：还有什么群体是您认为需要特别重视的？王振：孩子！这是我认为特别需要 |
